海洋论语

如果没有大洋探测　海底格局将会怎样

---

　　海洋报讯记者徐志良　上月28日，《中国海洋报》报道了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的“大洋”号从太平洋“探宝”归来的消息。由此而使我想起，当年我国的科学家们最初进行大洋勘探的故事。

　　我国的大洋探测科学起步于1976年4月，第一艘远洋科学探测船就是“向阳红五号”。但当年“向阳红五号”进入大洋探测的第一目的并非大洋的资源，而是为中国第一枚运载火箭的全程飞行试验寻找落区，第一次远洋科学调查就远行到南太平洋去了。但由于远洋科学调查的风险大、成本很高，设计航次任务的科学家们在满足运载火箭落区所要求的科学项目之外，也设计了一些顺带的任务，如海洋地质调查、大洋初级生产力的调查、多金属结核的调查等。正因为我国科学家们在远洋任务中加了这些顺带的任务，使“向阳红五号”在第三次远征中，成功地从太平洋中部的4000多米的海底抓捕到了数枚多金属结核（一种深海稀有沉积矿产，俗称锰矿球），也正因为这一次成功，才开启了我国向大洋探测多金属结核的科学计划。现在经过我国海洋科学家、海洋工程技术人员和船员近二十年的努力，已从国际海底获得了一块相当于渤海面积的深海多金属结核矿区域，我国也一跃成为了开发大洋国际海底的先驱投资者，与五个大国共享海底资源的勘探开发权。与之相关的深海探测船、探测仪器和工具也发展起来，有些探测仪器和研究水平已超越了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跻身世界最先进行列。

　　现在人们把一些超前的想法和做法称为战略意识，当然这是从褒义上说的。追求实用、眼前利益的人们，也许不那么说。但是从大洋考察及海洋研究这一点说，海洋资源占有的前发优势和高成本、高风险，决定了后发者是难于超越前发者的。当年我国的科学家、大洋考察的决策者们，如果没有那种超前的战略意识，没有在远洋调查的任务中加一项多金属结核的调查，便没有20世纪70年代末“向阳红五号”的那次“超前行动”，那么我国的大洋科学研究绝不会有今天的成果，我国也不可能这么早地在太平洋获得那块拥有7.5万平方公里专属勘探权和优先商业开采权的海底矿区。再进一步思考，还可以推断，我国的海洋仪器的制造水平、海洋工程勘察和调查的水平还可能要落后欧美一大截。如果从国防意义上说，其前发优势的价值那就更加难于估量了。

《中国海洋报》2004-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