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8月6日晚上9点多，箱式取样设备随钢缆回到甲板，刺眼的灯光下，聚集了一群人。上面的水抽进塑料桶，一层碎屑状石子铲进蓝色水桶，剩下的泥，就是宝贝了，一半装进红色水桶，一半装进10个透明的塑料管，船上几家研究单位按照科学目标的需求开展工作。

张东声默默地站着，心里有数。整一桶泥巴用水一遍遍冲洗、用筛子一点点地筛，剩下了不满3小杯的东西，这才是他真正感兴趣的东西，“里面有肉眼看不见的生物”，他说。等张东声和许鹏在化验室忙完这一切，已经是第二天凌晨。

现场取样现场化验测试，如此情景，记者已见惯不怪了。大洋科考36航次第三航段的主要任务是海洋环境调查，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第一海洋研究所和厦门大学三家单位8名专家上海洋六号，他们除了值班调查取样，还要连夜做分析测试。张东声是其中之一，他也是本航段首席科学家助理。

他告诉记者，我们现在对海洋世界的认识还非常浅薄，但是已有的实证清楚表明海洋环境是脆弱的，一旦生物群种被破坏，恢复的可能性极小。国际海底管理局基于这种认识，要求各国或企业在申请国际海域矿区时，都须在环境保护和研究上履行承诺，留出一定的保护区以保证生物多样性，设置一定的参照区，为开采前后做环境对比研究。

与海洋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大洋环境调查起步很晚，空白点不少。近年来，国家在大洋项目上加大了环境调查力度。借助船舶和仪器的发展进步，取得了不少漂亮的成果。特别是我们已经在合同区的两个海山投放了20套锚系，针对局部地区进行如此系统规模环境调查，前所未有，希望会有突破性研究成果出现。

在海上做环境调查，受制于各方面自然因素，成本高，对设备的依赖程度高，很多预想方案会在实际作业中发生变化，尽管如此，大家都还在全心全意做工作。

看上去像个文弱书生的张东声，算业内的老资格，积攒了不少海上故事：他曾经参与了“大洋一号”中国首次环球科考，经历过没有任何补给的荒凉靠港，经历过由于没签证而眼看着陆地却只能呆在船上；他曾经航行到印度洋，亲眼看到从海底冒出闪着金光的黑烟囱，心潮澎湃。从2012年开始，张东声与海洋六号船结缘，同时结缘了一大批搞海洋资源和环境调查的朋友。

二

有着不同领域的学科背景，海洋六号船上的每位调查研究人员，都既是这个团队中的一员，又是单打独斗的科学斗士。

被临时改装成的环境实验室，里外两间，桌子上、地上，堆满瓶瓶罐罐，全是不同的仪器、样品和化学药剂。每种样品上来，接下来的十几个小时，对于这些科学斗士，就将是不眠之夜。

有人将泥巴做切片处理；有人用仪器过滤海水；有人记录仪器上出现的数值变化。处理过的泥和水，或用微波炉烘烤，或在冰库冷冻；同样的水样、泥样，采用的分析方法有物理的、有化学的、有生物的……。

20多天前，就在海洋六号即将从关岛起航的前一天，有一人匆忙赶来报到，这人就是杨志。由于刚从美国做实验回国，他的签证迟迟办不下来，最后一刻赶到关岛，差点误了这个航段。

匆忙上阵让杨志显得比别人更疲倦，因为他非常认真。锚系收上来，他会连夜坐在沉积物捕获器旁边；CTD水样上来，他必须第一时间处理样品。除去正常值班作业，杨志要花很长时间做室内测试。

有过几年的出海经历，杨志并不怕晕船，但是他失眠。窗外是海水，还是海水，失眠时杨志想的问题更多。他知道自己研究的，与其说是水，不如说是生命：海洋也有庞大的生物链，海水里的营养盐是最基础的生物食品，从它的含量成分，能够反演大生物的存在方式和存活规模。正如陆上的土地有肥沃也有贫瘠，我们调查的两个海山，杨志说，从生物角度看，应该算穷乡僻壤。

三

邓义楠常常会到环境实验室帮忙，但他有自己的领域。大洋36航次中做了很多箱式取样，样品中除了水、泥，还有多金属结核。邓义楠的工作是将这些多金属结核挑出来，分析成分。

与张东声、杨志他们不同，邓义楠的工作是测量矿物元素。事实上，航洋六号科学团队的大部分人员来自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主要从事海洋地质矿产资源调查。

三年陆地地质工作和五年海洋地质工作，让首席科学家助理杨永对海洋地质调查有自己的想法。杨永，陕西人，性情中有西北汉子特较真的地方。在一次翻阅国外文献时，杨永看到一篇美国学者介绍用多波速回波强度找矿的文章。文章发表于上世纪80年代，显然此法早在国外成熟，我们是否也可以运用？2012年，有同事参加海底采矿大会带回了很多资料，杨永从中看到有位德国地质学家介绍用多波速回波强度在太平洋找矿的成功经验，深受鼓舞。

在此后的大洋调查中，他特别关注多波速回波强度数据，希望自己的想法能够得到数据支持。杨永今年从第一航段就在海洋六号船上，航行海上100多天，还是很兴奋，背着个相机，照工作也照风景。在一篇文章中他写道：“当我看到每一张海底地形图、每一条海底剖面，我不禁感到神奇，因为这是我们了解海底特征的眼睛；当我看到每一根结壳样品、每一管深海软泥、每一网结核样品，我都倍感兴奋，因为这是我们打开海底宝藏的钥匙”！（中国国土资源特派记者 赵凡）